其实，在西泠印社历史上，社长位置曾经几度空缺——在创社之初、吴昌硕出任第一任社长之前，就有9年空缺；而吴昌硕去世之后，它又曾空缺长达21年；马衡、张宗祥任后也均有较长时间的社长位置空缺。

　　如今，眼看2013年西泠印社成立110周年大庆即将到来，社长这个事，越来越迫切。

　　我们也和杭州市委经常沟通社长人选，放眼海内外，仔细遴选。最后，认为目前饶宗颐先生为最佳。

　　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饶宗颐和杭州的渊源：

　　非常关注良渚文化

　　昨天会上，当宣布饶宗颐先生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后，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魏皓奔还说了一段饶老和杭州的渊源。

　　1990年8月21日至24日,杭州召开了首届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来自亚、美、欧三大洲的100多位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

　　大会共收到论著84篇(本),其中就有一篇来自于饶宗颐先生的著作，叫《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释》，后来该文刊登在1994年第6期的《浙江学刊》上。

　　文章中，饶老根据美国哈佛大学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良渚黑陶，仔细研究了良渚文化遗物中陆续发现的多个符号并刻在一件陶器上的现象。

　　哈佛大学收藏的这件良渚黑陶，质薄，脚部有刻画符号,饶宗颐认为上面共有9个字，写的是有关古代“奇肱民”的事情，可释为：子正人丘，宅。人巳迁居。

　　“人丘”，为今山东章丘地域。

　　整句话的大意为：有个女氏族迁徙到今山东章丘地域，其首领成为了当地的地域之长，建宅而居。而原人群则迁出了其原居地。

　　从这件事上，固然可看出饶宗颐先生在古文字方面的造诣，但也可感受到他对杭州良渚文化的兴趣。

　　饶老曾经在省博物馆作过一首长诗

　　曾任浙江省考古所研究员的王明达先生，也和饶老有过多次接触。

　　上世纪90年代，正在编著甲骨文全集的饶宗颐先生，曾到杭州来看良渚玉器。王明达陪他一起到浙江省博物馆观看：

　　别看他名气那么大，但完全没有架子，很随和，平易近人。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先生精神劲特别好。

　　他去看了钱塘江大潮，还去玩了西湖，回到省博后，又兴致勃勃捋起袖子，挥毫写了一首长诗。诗的内容，具体记不清楚了，但是和钱塘江大潮、西湖美景有关。

　　诗写得很长，好几页纸，一边的服务员帮忙把纸拉过去。现在这首诗，应该还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后来，我们良渚玉器到香港展览，老先生还特意自己开车过来看。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

　　西泠印社历任社长

　　均为大师级人物

　　时至今日，西泠印社以西湖孤山为基业，不断发展，融诗、书、画、印于一体，在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文物考藏、出版交流等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已成为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大的学术团体，在国际印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

　　目前，整个社团共拥有社员420人，分布在我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美国、加拿大、捷克等国家。

　　西泠印社历任社长，均为大师级人物——

　　第一任社长：吴昌硕

　　公认的艺术大师。在书法、绘画、篆刻等方面表现出色。作为西泠印社社长，他的篆刻开宗立派，治印别开天地，印面古朴苍劲，气魄雄伟，为印学界开出清刚高浑一路。业界认为，在百年间还没有人能超越他在篆刻方面的顶峰地位。

　　第二任社长：马衡

　　郭沫若评价他为“中国金石学第一人”。他在金石学的建立、石鼓文研究、青铜器研究，居延汉笔、新莽嘉量铭及衡器的研究、石经研究诸方面，功勋卓著，是一个有着纯正风范的大学者。

　　马老还曾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49年北平(现北京)解放前夕，力呼国民党当局避免战火，保护北平文化古城。

　　第三任社长：张宗祥

　　印学方面，有《张宗祥印选》、《张宗祥藏印选》等著作。

　　同时，张老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上，功力极深，曾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各种古籍，后来还把毕生所抄稀世善本、孤本二千卷捐赠给浙江图书馆。

　　1956年，他在浙江省人大提交议案，建议恢复西泠印社活动，获得广泛响应，为西泠印社后五十年立下奠基之功。

　　第四任社长：沙孟海

　　历任社长中，他的篆刻成就仅次于吴昌硕。

　　沙老还是一位在文物考古研究方面极具开创性的大学者，并对从书法到文学再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均有较大贡献。

　　第五任社长：赵朴初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虽不以篆刻闻名于世，但以书法驰名当代。

　　在他任期，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印学博物馆。

　　第六任社长：启功

　　前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小组组长。

　　他著述《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校注《红楼梦》，以及在书画鉴定方面大量的研究论文，足可奠定他在中国书画、诗文方面的大学者地位。

　　某种程度上讲，启功先生任西泠印社社长，表明了印社在中国文化界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囿于印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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