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央视女记者为了办理北京户口，交给一名自称“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的男士2万余元，还交上了自己的肉体，因为对方表示要聘用她为《国情内参》的兼职编辑，即“特工”，并要求她写下保证书，保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部门工作，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5月24日《新京报》）看到这个比电视剧剧情还要曲折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又是户籍惹的祸”。

一位公民期待拥有自己居住城市的户口，这种愿望可以理解，并且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因为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一位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依然未能享有权利的公民，应该抱有深切同情。但在GOOGLE时代，只要稍微搜索一下，就可以判断有没有“国情局”。如果一个记者无法辨认这种骗局，不管她是否拥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都很难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记者。我关心的是这个事件折射出的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否可以将所有责任推给户籍制度？这位女记者为何面对一个非常简陋的骗局如此轻易地“失身”？她本人需要承担何种责任？

30年前，上海发生一起真实事件，一名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到处狐假虎威，最后案发。沙叶新先生根据这个案件，在《假如我是真的》里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假如这个青年的身份属实，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就不成为问题了？在去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中，《假如我是真的》反复被提起，很多媒体做过回顾，“假如我是真的”也成为类似事件案发之后经常被重提的一种带有反思性的假设。遗憾的是，这位女记者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分页：[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