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陶瓷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古代青瓷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迷团—唐秘色瓷、宋官窑瓷、宋汝窑等，一一被科学的解开，或是找到了典型的标本，如法门寺唐秘色瓷出土及碑记证明；或是找到了比较确切的窑址，如浙江南宋官窑址、河南北宋汝官窑址。于是，萦绕在古陶瓷研究者、收藏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最为诱人的谜——柴窑窑址与标本的确认，便愈发凸现出来。 
   柴窑瓷器在二十世纪被研究者目为“瓷皇”（程村：《柴窑考证》）。可是在明代已经很难确认了，基本上空挂了“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的美名。这一谜底的揭开，深钻文献固然重要。但文献记载毕竟仅有那么几条，而且翻来覆去抄用，新意尽穷。于是人们不得不将目光紧盯在陶瓷考古新发现上，以期获得突破。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期主持耀州窑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陕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禚振西先生，率先指出耀州窑五代时期青瓷精品，有可能是柴窑瓷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北大学教授周晓陆先生等研究者，支持禚振西先生的提法，并提出了新的方法及信息。他们的研究，使柴窑问题吐露微曦，为二十一世纪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又一次破蒙命题。在二十世纪末西北大学一次讲演会上，周晓陆教授作了《最美的青瓷》学术报告，他一边评点瓷片标本，一边介绍已发表的五代耀州窑精品，对“柴窑极有可能是五代耀州窑青瓷精品”的命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总结。 
   柴窑之迷所引起的困扰，集中在两点上： 
   第一，关于柴窑的产地。与中国古代大部分瓷窑名称冠以产地不同，柴窑是以后周世宗柴荣之姓名窑，因此它的地点不能从窑名中去讨论，我们认为造成柴窑产地无法确认的原因，在于后世记载或许有误。似乎是明代人周履靖在《夷门广牍》中较早提及：“柴窑出北地”，请注意他没有进一步伸展开来。 
   北地郡始于秦代延至北朝。范围正在陕西关中北部，今铜川即古之祋翊为北地郡之实土。耀州窑的中心窑场——黄堡，正处于祋翊治内。 
   同样成书于明代，曹昭著、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记：“柴窑北出河南郑州”，自清代之后附和此说者很多，有的有意略去“北地”二字，有的牵扯上唐河南道，有的联想起后周都汴，有的指认清、民国时的河南郑州县（见谷应泰《博古要览，黄一正《事物绀珠》，佚名《磁论》，黄矞《瓷史》，蓝蒲《景德镇陶录》，程村《柴窑考证》等多种文献）。 
   其实两种明人意见有一致处，即在北地、河南，河南当指黄河以南，陕西正处在黄河河套之南。两种意见又有矛盾之处，即北地郡从未下辖郑州，河南道的郑州也从未与北地有过什么关系。唐代邠州、鄜州地近铜川，他们的属地在北朝时期亦曾辖于北地郡，于是，在古籍传抄的过程中，是否可能将字形相近的州名误作“郑州”了，至于邠、鄜二州与黄堡窑场的距离，即黄堡窑场并不属于这二州，可以援引唐鼎州窑命名与烧造地（在京畿道铜官），唐邢窑命名与烧造地（部分在赵州），唐越窑命名与烧造地（部分在明州）等等之例，来证明文人所记载的一些古窑址地名与实际所在，是会有一些差池的。因此，柴窑应位于黄河河套之南的北地郡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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